應當說，過去十年間，校車之緊迫性，隨著教育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，已經非常明顯地凸顯出來。本來，在鄉村，每個村莊一般都有小學，孩子就近上學。但近年來，由于城鄉架構的變革，鄉村學校生員流失嚴重，被大規模撤并。孩子不得不離村上學，有的距離相當遙遠，況且很多學校并無住宿條件，這樣，孩子需要每天往返通勤。而孩子的父母大多出外打工。
類似的趨勢，在城鎮也已出現，只是不那么明顯而已。有些學校不忍于此，自行開設校車，通常會按照保本原則，收取一定費用。這確實方便了學生和家長，但如正寧校車事故所表明的，這類校車的安全標準通常較低，司機也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識，發生事故，也就不可避免。
這個時候，恰恰應該是我們的政府承擔責任的時候，但是，對這一問題，不少地方的政府似乎均未上心。問題當然不是沒有錢，在正寧事故的處理現場人們看到，當地政府官員的汽車都是中高檔越野汽車，其一輛車的資金足以用來購買多輛校車;政府每年維護一輛官車的費用，也足以維護一輛校車。
問題是，政府根本沒有想到要給這些孩子配備校車。當然，政府不只是沒有想到校車，其它在民眾那里已經是很大的問題，也始終沒有進入官員的視野，沒有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。比如，集中上學的孩子在校的午餐問題，留守兒童的基本福利問題，鄉村的上下水、垃圾處理等公共衛生問題。
概括而言，當代中國的官員中有一些人缺乏基本的政治責任感。須知，任何一個政府，要獲得*低限度的正當性，也即民眾的認可，都必須是一定程度的責任政府，也即，對民眾*為關心的問題承擔責任。此為*根本的政治倫理問題。當然，在不同國家，官員對民眾擔責的具體方式不同。在歐美國家，民眾通過選舉等程序對官員施加責任，并積極問責，從外部推動官員對民眾關心的問題承擔責任。
傳統中國則通過另外一種機制養成官員的政治倫理意識，它由三個部分構成：首先，官員從儒生中選拔，儒生則接受系統的德行訓練，以確保官員的政治責任感。其次，建立強有力的監察機制。第三，更為重要的是，縣級基層社會中存在一個相當龐大的紳士群體，他們與流動的地方官員具有共同的價值觀。雙方可以廣泛地合作，紳士群體也可以有效地監督地方官員。因此，這種體制雖然不是民主的，卻也非常有效地促使地方官員關心民眾疾苦，與民同樂同憂。
然而，在中國的一些地方，某些個別官員們掌握著巨大的權力，支配著社會中*為重要的資源，但他們的政治責任感卻異乎尋常地薄弱。在那里既不存在有效的民主控制，也不存在系統的德行訓練，也不存在地方紳士對流官的監督，只有一個受到嚴重掣肘的自上而下的監督機制，單靠這樣的機制，是不可能讓那些快速流動的官員關心本地民眾之疾苦的。
另一方面，過去十幾年來，政府自上而下考核的*重要指標是經濟增長政績。這樣的政績對宏大的國家也許很重要，與民眾福利則關系不大。甚至可以說，這樣的指標考核越嚴格，官員對民眾的疾苦越發地不關心，甚至為了經濟增長而犧牲民眾的福利。由此就出現一個怪象：過去幾年，各地的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，財力十分雄厚，但是，民眾的福利依然亟待補課。
正寧校車慘劇就是這種缺乏基本政治倫理的體制所造成的。現在，慘劇發生地甘肅慶陽當局已經決定，由政府投資7億元，爭取在兩年時間內，給每個鄉鎮建辦1所公辦幼兒園，配備標準化校車一輛。
現在，到了對凡此種種社會現象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。必須讓官員、尤其是地方官員關心民眾疾苦，對民眾的福利承擔責任，這是政治體制的根本目標。須知，權為民所賦，權為民所用，情為民所系，利為民所謀是各級政府官員職業操守的底線。 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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